当前页面: 开发资料首页 → 业界新闻 → 北京大连争“软件之都” 两城市上演龙虎斗
北京大连争“软件之都” 两城市上演龙虎斗
摘要: 至少有60%以上第三届软交会参展企业的布景和展台，都像是从6月16日刚结束的北京“第九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复制”过来的。
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市长、一个想转型的房地产开发商、一个中国最有个人魅力的软件企业领袖，搭建起了大连软件园――这个中国目前为止最拿得出手的软件外包中心。尽管现在称它为中国的“班加罗尔”还有些过誉，印度班加罗尔一直以“世界软件外包中心”著称，但似乎没有其他城市能够阻挡大连的脚步，除了这个国家的首都。
到目前为止，北京仍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大软件出口基地，它的软件园区面积最大，它的软件产业产值最高，它的软件企业最多，它拥有最庞大的软件从业人员队伍以及数量最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它甚至仅凭一张图纸就拿到了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称号。
但是，大连在软件出口方面的迅速发展，令北京黯淡无光，尽管北京的GDP是大连的1.5倍，软件产值也是后者的7倍。然而在软件出口规模上，在2004年，大连甚至以不到北京1/7的软件开发人员数量，就完成了与北京几乎相当的软件出口额，对日出口规模甚至还超出了北京近0.5亿美元。
北京：特权都市
6月27日下午，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中印项目合作办公室首席代表曲龄年终于完成了4个月来的最后两轮谈判。30日，印度的“贵族企业”TATA集团下属的软件外包企业TCS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正式签约，双方将共同组建一个规模5000-8000人的大型软件企业，TCS将在新公司中至少占有50%以上的股份，其中1/4的员工将来自印度。虽然这个被定位为“国际水准的大型软件外贸企业”的合资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2亿美元产值的企业，为从来没有见过大型软件外包企业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真实可见的样板。
曲龄年从来没有怀疑过，北京作为真正的“软件之都”的规模和实力。早在2002年，他就曾率团到日本向600多家日本企业介绍北京的软件产业，告诉他们中国的软件产业规模最大是北京，软件出口量最大的也是北京，还带着北京的企业拜访日本的软件外贸企业。现在至少150多家与日本有软件业务往来的国内企业大都是当时对接上的，而且都快速增长。按照这次中印合作项目推动者的期望，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将最终成为国内软件企业向欧美市场发展的跳板，为北京的软件外包业务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比起“误打误撞”做软件的大连，北京对软件产业的规划显然更为清晰，2000年，在北京土地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在上地西边规划了1.4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中关村软件园。当时拆迁居民2000多户，搬迁企业60多家。不光成本高，拆迁量大，而且政府还承担了所有的居民拆迁费用。在建软件园的同时，还要完成当地的旧城改造。
作为国内起步最晚的软件园，2001年中关村软件园凭着一张图纸和当时北京软件产业占全国1/3的产值，在7月申报国家产业基地，破例通过了审批，并在7个月内基本建成。当时的中关村软件园总经理郭再斌还记得自己站在路边向市领导汇报工作时，“因为路太小，领导的车都找不到出去的地方。” 如此耗费心力的目的就是建立国际园区，吸引国际知名的软件企业入驻，以此带动北京市软件产业的发展。
2002年6月，Oracle总裁拉里?艾里森访华。就像打赌一样，郭再斌执意邀请他来中关村软件园看看，虽然他知道拉里?艾里森十多年来没有到过Oracle在全球的任何一个研发中心。当天，从拉里?艾里森的脚踏出车门那一刻起，郭再斌就忐忑不安，因为Oracle的陪同人员很紧张地告诉郭再斌，如果拉里?艾里森能下车看看就有可能，否则就没有希望。但很快“浮岛”概念规划的研发楼和60%的绿化率打动了拉里?艾里森。Oracle租用了2000多平米的一层楼，成为第一家入驻中关村软件园的国际大公司。这不但令中关村软件园兴奋，对Oracle的中国员工也是鼓舞。2004年12月，Oracle在中关村软件园再次购买了面积巨大的土地，将用于建立除本土以外海外地区最大规模的研发中心。现在，已有120多家企业入驻中关村软件园。
与“顺风顺水”的大连一样，2005年1到5月份，北京市软件出口额达到95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是74.6%，其中对日出口业务增长了144.8%，以至于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中关村软件园时曾说：“发展软件产业一是靠人脑，二是靠市场，而这两样东西我们都不缺。”
大连:一夜成名
第一次到大连的人，都会被这里迷人的街景折服。但人们不会想到，这个地处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几年前还在苦苦寻找某种消耗更少资源和需要更少产业环节的新兴产业，以证明自己除了善于城市规划以外，还能走出一条更加不同的发展道路。
软件产业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大连“误打误撞”地做软件缘起于1997年底，时任市长的薄熙来偶然听到的一个发展软件产业的建议，以及大连地产巨头孙荫环手里的一块闲置了六年、一直在寻找合适项目的荒地。孙荫环听了薄熙来的想法，便在1998年大年初三亲赴沈阳拜访刘积仁，对这位日后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东软集团的领导人说：“我有一块地，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刘积仁早有进军大连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1998年夏天，薄熙来踏上一条专门为他的到来临时铺设的土路。他爬上山坡，放眼望去，这个“软件园”不过是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和一排排低矮的棚户区。薄熙来皱着眉头对身边的副市长夏德仁说：“能不能换一块地？”众人相觑。这块土地的拥有者孙荫环以“背水一战”的勇气说：“这地方虽然差，但我们有能力把它建好，而且这里能看到海，环境很好。”薄熙来很犹豫地同意了：“那你们干吧。”
东软的加入提升了大连软件园的层次，还没有正式开园，科技部就授予大连软件园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称号。但即便如此，大连软件园的发展也并不迅速。虽然在2003年，GE、IBM、埃森哲等国际大型企业先后进驻，但3平方公里的土地仍有许多还空着。时任软件园企划部经理的杨冬希望更多人了解自己的企业，他热情接待每一个偶然到访的媒体记者，并在他们离开后坚持邮寄企业内刊，虽然回复并有兴趣报道的一直很少。
据说，一个IBM的高管被指派到大连工作时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他的家人在网上找到关于大连为数不多的资料显示，大连最高的建筑是6层。但仅仅过去了几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2005年，大连软件园的房价已经从当时的1000多元涨到现在的5000多元，“而且只是开盘价，别以为就能买到” 。以至于2004年后才来的毕博和惠普等公司考虑到成本，只能将全球开发中心放在软件园以外的高新技术园区。
毕博大连全球开发中心运营经理苏东林，家在北京，2004年被派驻大连全球开发中心之前在上海工作。他说“相比在上海再建400人的团队，大连可能会节省20%的成本。” 现在毕博在大连高新园区租了整整五层楼，发展到1000多人后，可能还会单独建楼。
大连人最初并没有想到地域优势和大量的日语人才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卖点，他们只是想建一个软件园，能做软件。更没有想到在两年后的今天，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们会频繁往返于大连和北京之间；那些原先他们连名字都说不上的国际公司的老总们会飞到这里和他们谈合作；大连会成为国外研究机构旦凡提到中国软件外包业务时必然要点名的城市。
走出外包误区
大连软件园从“无中生有”到形成巨大规模，大连已经找到了未来5-10年更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大连的自信背后，是中国对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促进软件出口业务的鼓励和推动和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对大连的“情有独钟”，正是他对大连软件园“官助民办”模式的肯定，使大连正逐渐表现出“国际化都市”的风貌，也赢得了更多国际声誉。
2003年，大连决定建立每年1000万元的软件高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吸引各地的软件精英来大连工作。2004年5月又出台了《关于吸引软件高级人才的若干规定》和《加快发展软件产业的实施意见》等优惠政策。
但大连的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虽然每年大连都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但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四所软件学院至少明年才能进入稳定的储备期。“官助民办”的运作模式在现在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也开始拖软件园的后腿，大连软件园正试图通过银行贷款等形式获得稳定的资金投入，以免势头减慢。
在北京和大连争做“中国软件代言人”的同时，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整体形象不突出、市场推广不足的问题也正在显现，而这可能是中国IT外包业务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Gartner高级副总裁、亚太区和日本研究院士鲍勃?海沃德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行业监管机构，负责对IT外包企业和项目进行总体负责和统一口径的市场推广。像印度由30多家企业联合组成的软件行业机构NASSCOM那样，为软件企业建档案，做宣传，做研究，协调企业间的竞争和发展，为企业赢得他国政府和产业的资源和支持。
而除了软件出口这样的机遇，未来几年新的增长点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也同样需要争夺中国“软件之都”的人们予以回答。
百度中“大连软件出口”相关网页6370篇。随着国家扶持软件行业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及落实。据海关统计，2005年前5月，辽宁省出口软件(不包括与产品固化或集成为一体的软件)4401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倍。
↑返回目录
前一篇: 西班牙最大运营商向网通注入23.66亿资金
后一篇: 盖茨：4年内电脑听懂人话 体内电脑可让盲人复明